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探究,不同學科各有其著眼點,有些領域積極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有些則關注環境和人類的身心健康。在文藝方面,自然寫作的傳統訴說與自然重新連結的願望,「找回連結」成了從自身意識出發、覺察,並且重新感受和看待自己和世界關係的新取向。在長久的繪畫史中,自然向來成為藝術家描繪的對象,也是表達自我和外在關係的象徵。以風景為例,藝術家所著眼的不全然是對自然的臨摹,更多是主觀反應的再現,包括了和他所描繪的環境持續接觸的過程。尤其近代風景對於畫家而言做為一種圍繞自身的環境的意義大過於布景,體現了藝術家與它的交互作用 (註1)。
在當代繪畫中,許多作品透過對於物或景的描繪,展現出繪畫者自我和外在世界關係的覺察,以及彼此之間的親密感。面對環境變遷的挑戰,生態心理學者呼籲人們回返感受,體察自己「停留在地球上」的現實,將此處視為一個停息之所。 (註2) 如果試著以覺知平衡為方法,在平靜與臨在之中即能對於各種關係保持平衡的注意力,這一對於感受和主觀性的強調,指向深層的傾聽及療癒的相互過程。本展希望由此出發,看待藝術特別是繪畫在此所展現的可能,如何給予我們這般覺察能力的提醒。畫家們透過各種繪畫性的表現,使我們看見其對於植物、地景、生活的觀照,如何在畫筆的勾勒與作畫的動態之間打開自身,接受所有生命系統彼此相連且互相依賴的事實。
我總是在這些畫作之中看見描繪者和被描繪者之間的親密感。這種親密並非狹隘的親暱,而是一種深刻的理解和共存。鹿向夷(許瑜庭)所描繪的地景,皆是她與土地對話的關係展現。紅土是她站立的所在,也是所有行走的起點,面向山或者面向海的每一步伐及暫止之時,都帶著對於現實的自覺。
鍾舜文以臨路所見無名的花草入作,給予細膩而溫柔的描寫。這些安靜而不張揚的存在並不真的無名,卻鮮少成為目光注視的焦點。她為這些植物所作的肖像,是所有生命交會之際彼此的理解與認同。相對於此,梁祐寧對植物的描繪極富身體感,植栽的生命力以近乎擬人化的方式呈現。螢光色的射線點亮了畫作卻也帶有侵略性,在柔美的植物形態裡暗藏誘惑及危險的隱喻。呂浩元的作品則以更具壓迫性的姿態將濃膩而深沉的感性毫不掩飾地呈現,在滿漲鮮豔的華美之下,卻同時呈現壓抑、帶著死亡意象的歡快之情。在他較早期作品中對於日常植物的描繪,則表現出另一種自在的觀看和共存關係。
覺察使人知曉。藝術家們在繪畫之中,將每一次視線的接觸化為筆跡,將己身與景或物的關係寫進眼前的平面裡。每一張畫作對我們展開的,不僅止那些被感知事物的樣子,還有一個持畫筆的人在此刻殷殷訴說的姿態。繪畫即是臨在,在畫裡我們總能意識到畫家與自然、與我們之間共鳴的存在。
註1: Malcolm Andrews,《風景與西方藝術》,張翔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236-238。
註2: Viola Sampson,〈日漸黑暗的角落:具體探索變遷中的全球氣候〉,收錄於Mary-Jayne Rust、Nick Totton 編,《失靈的大地:生態心理學的反思與實踐》,黃小萍 譯。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2015,頁43。